卓尔的紧急48小时：全球采购330万只口罩、近30万件防护服驰援湖北

医疗物资告急，卓尔48小时紧急全球采购并首批运抵武汉。6天时间内，卓尔全球采购了300万个医用口罩、30万只N95口罩、近30万件防护服、32000副护目镜，用4架专机运回，捐赠范围覆盖了湖北全部17个市州。

1月24日，大年三十。新加坡。15点50分。
已经放假的余伟突然被通知参加一个紧急电话会议。会议的召集人是他的老板、武汉民企卓尔控股的董事长阎志。卓尔控股旗下各产业集团的负责人全部被要求参加，气氛紧张。 这场会议只持续了20分钟，阎志发言的主题只有一个：武汉告急，湖北告急，卓尔控股要紧急全面启动全球供应链网络，采购全球医疗物资。阎志在电话里对高管们下达了命令，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不论价格、不论数量、不设上限，有多少要多少，尽快运往武汉”。 这场会议前几天，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宣布封城。不久后武汉和湖北各地的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出现严重短缺，国内已经很难买到，武汉有关部门多个渠道询问卓尔，希望能从国外采购。 卓尔控股的高管们马上动员。担任总指挥的阎志拉了一个包含18名高管的“医疗物资捐赠群”，任务随即明确： 卓尔公益基金会统筹支持捐赠；卓尔跨境供应链团队负责全球采购；卓尔宇航团队负责协调货运包机和国际航线；组织公司在汉志愿者成立卓尔防疫物资突击小分队，负责驻守机场接机联络，分发物资。 会议结束后，大年三十晚上，卓尔智联副总裁余伟与卓尔智联总裁齐志平、副总裁孙炜等卓尔跨境供应链核心成员一起紧急制定对策，依托卓尔智联跨境供应链优势，第一时间与全球生产厂家对接，将货源重点锁定在了东南亚。 卓尔跨境供应链团队随机组织了专业货源搜寻小组，通过已有渠道根据交易量数据查找东南亚的大宗货源。55分钟后，他们找到了30多家医疗用品交易量比较大的公司，逐个打电话联系。 很快，他们就找到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货源。余伟通过朋友直接联系上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并提出采购，这位曾参与过2003年非典紧急供货的董事长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动员配合，并把已经放假的工人叫回来加班。 双方确认了数据，这家公司位于菲律宾的工厂可以马上提供320万只医用口罩（含27万只N95口罩）；位于柬埔寨的工厂有20多万件防护服。这些资料被立即汇报给了相关部门核实确认。 21:12。东方航空公司传来消息，通过民航总局重大办协调，东航承诺将以最快速度全力提供包机支持。 其实，在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吴奇凌与卓尔宇航的同事就一直在不停地寻找直飞马尼拉的货运包机，他们联系到民航总局，同时建立了一个由湖北省政府、外交部、民航总局、湖北海关、湖北省慈善组织等多个政府单位领导的交流群，寻求支持。 23:30，新年钟声敲钟前，阎志再度给高管们下达指示：“以最快速度包机满载到武汉。”

1月25日。大年初一。凌晨。 凌晨2点。余伟锁定了320万个口罩、20万件防护服的货源。 这批货物于大年初一上午10点50分在距离马尼拉四五个小时车程的小城装车，准备运往机场。1800公里外的柬埔寨首都金边，防护服此时也已完成打包，整装待发。 余伟发现，当天晚上恰好有一架柬埔寨澜湄航空的航班直飞武汉，乘客大都是在外旅行着急回家的武汉人。得到阎志的同意后，他决定先利用客机行李舱抢运回2万件防护服。 当晚20点，这批200箱共2万件防护服开始装运。澜湄航空CEO表示大力支持，机场清关、行李托运等所有程序全部采用特别通道，以最快速度装运。当发现因为货物体积太大货仓没法装下200箱防护服后，工人们又把打板好的货物拆掉重新装了100箱（1万件）才进飞机货仓。

一开始，余伟并没有和澜湄航空仔细谈运费价格，他给对方的态度是“不惜一切代价，什么价钱我们都付，尽快运回去”。当所有货物装上飞机，澜湄航空CEO却说，“一分钱运费都不收！” 22点10分，载着1万件防护服的客机起飞，两个小时后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成为首批从境外运抵武汉的医疗物资。 与此同时，外交部、驻菲大使馆等一直在与菲方沟通包机事宜。 这趟包机由东航旗下中国货运航空承运，但马尼拉并不是它的日常航点，在当地没有航权、没有时刻，飞机此前也没有注册。卓尔、外交部、大使馆、民航总局、东航等各方紧急申请协调，终于在21:30获得马尼拉落地时刻批复，完成报备。 另一侧的菲律宾，车队准备前往马尼拉机场。根据计划，这趟车程共需要4个小时，在凌晨时分完成清关等各种工作，而包机预计在1月26日0:30从国内起飞，5点到达马尼拉装货，恰好能避开马尼拉机场深夜的宵禁。 宵禁给流程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车队行进的时间可能会在宵禁时间内，只能采取特殊的方法才能完成。无奈之下余伟联系到菲律宾一位将军寻求帮助，没想到这位将军直接答应，并决定亲自押送车队去马尼拉机场。 4个小时的车程是等待的煎熬。车队不时发来照片，显示道路出现拥堵，车队进程受阻，有几次这位将军直接下车带人疏通交通，保证车队快速通过。 阎志很着急，他不时发来信息询问进展。民航总局、马尼拉机场也不时打来电话问走到了哪里，这样的焦急在于，如果错过了申请的时刻，很有可能需要延后很久才能起飞，而武汉的物资已经不断告急。 即便顺利到达机场，也遇到了麻烦。这批货物价值几百万美元，在有些证明文件还没有签署的情况下，当地海关担心会承担责任，迟迟不予办理。余伟就只好又通过关系直接与马尼拉海关官员协调。 1:23，口罩在马尼拉通关。东航的包机也已经在赶来的空中。

1月26日。大年初二，早上10点。马尼拉。 原定7点起飞的包机延时了。 卓尔、东方航空公司不停沟通申请新的时刻，8点、9点15、10点，终于在第四个时刻，即上午10点，运输、装载、海关报批流程全部完成，飞机起飞，目的地武汉！ 在武汉，卓尔宇航CEO徐强已经开始准备接机。他负责物资在湖北这一侧的对接、报备、清关以及根据阎志等对接的物资需求进行分发。连续两三天他每天都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 前一天晚上，这320万个口罩与防护服的舱单、物资清单等资料已经递交给了湖北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湖北海关等机构，协调优先通关。而从飞机起飞之际，徐强就开始与武汉以及湖北各地需要物资的医院、防疫指挥部等联系，告知飞机到达时间以及前来取物资的时间。 为此，徐强把核心的8个人分成四个小组，收货清点组、运输组、分发组和信息记录组，每天8点、17点、22点各报一次库存。每次卸货时再从卓尔找来十几个员工，保证物资尽快发放下去。 因为提前报备，卓尔采运的物资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清关、验收，大部分由抗疫指挥部分配分发，一部分由特别紧缺的医院直接领取。 12:50，来自马尼拉的东方航空公司包机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5个半小时后的18点20分，从金边飞来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亦顺利降落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48个小时，卓尔从海外为武汉和湖北买回来了320万个口罩、21万件防护服。 不久，中国各驻外大使馆收到国内指示要求采购医疗物资，当打电话给这家口罩工厂时，口罩工厂负责人只能遗憾地表示：“没有了，所有的口罩已经被卓尔买走捐献了。”

急！急！急！ 1月26日，刚刚接完两架包机，阎志又一次给卓尔的高管们转达了需求，武汉防护服、护目镜等紧缺，赶快寻找。 接到任务的余伟发现，东南亚的防护服已经被买光了，他只好把目光放到日本，寻求卓尔智联在日本的合作伙伴、日本五大综合商社之一丸红株式会社的帮忙。 余伟很了解日本人做事的方式，一定需要给到一个高层的正式函件，他们才好拿着它再去找合作伙伴。但此时他还在外面协调包机，随身也没有带电脑，于是他给阎志建议出一份函件。 10分钟后，阎志发来了函件，不是打印，全部手写完成。 阎志在这封给丸红株式会社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平泽顺的信中写道：“当前湖北省武汉市正全力以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各医疗机构急缺保护服等专业医疗物资。非常紧急！十万火急！！！” “事关武汉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市民的人身安全！特别请求丸红公司帮助我司采购、运送防护服，并不惜一切代价今天运抵武汉市天河机场。拜请平泽顺先生！拜请丸红公司支持！感激不尽！急！急！急！”

拿到这封卓尔最高领导的手书，中国通平泽顺马上意识到此事非常重要，立即在日本寻找防护服供货商，甚至破天荒的由丸红担保采购，丸红负责服装的部门长找到一批原本计划发往别国的全球最高等级医用防护服Tyvek三型，硬是“截胡”给了武汉。值得一提的是，日方知道这是捐赠的物资后主动进行了降价，没有从中赚钱。 严谨的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封装、消毒等漫长流程让余伟看着非常着急，但更让他头大的是运输环节出了问题。 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非常繁忙。在卓尔希望包机运送的当天，已经同样有两架国内采购的医疗物资包机在排队，地面的保障能力只能保障这两架飞机起飞，也就是说即便卓尔的包机到了，也没有人装货。 另一方面，卓尔的顺丰包机此前从未在成田国际机场起降过，按照成田国际机场的操作流程，航空公司必须提供一份操作手册，给机场服务公司培训后机场才愿意接纳航班。 这样的问题让阎志很生气，他冲余伟发了不小的火：“这怎么可以！这是救命的物资，你必须搞定！”并且给了余伟一个最后期限。 26日与27日沟通最关键的时候，阎志几乎每半个小时给余伟打一个电话。半夜两三点还打来电话询问货物进展。 卓尔与顺丰迅速把操作手册递交给了日方，由日方连夜进行培训，日方的负责人表示“要疯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在日本要想把这个事情培训好，起码得一个星期”。 负责航空协调的同事与中国民航总局、驻日大使馆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向服务公司和机场沟通，最终机场同意在第二天打板装运。 1月30日19点，5万件最高级别医用防护服从日本东京运抵武汉。比原定航线安排提前了48小时。两天后，卓尔再次从日本东京运回37450套最高级别医用防护服。

“快！”“买！”“要！”“速找，抓紧！” 这是最近十几天卓尔高管听到阎志说的最多的话。 阎志是湖北黄冈人，1994年，22岁的他就到武汉闯荡，1996年创业成立广告公司，到如今卓尔控股已经成为营业收入800多亿元（2018年）的大型集团。阎志个人则以588亿元的财富位列2018年湖北首富，同时以1.37亿捐赠额位列中国慈善榜第37位。阎志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一个诗人，他喜欢与别人聊诗，自己也常常写诗。 武汉疫情爆发后，卓尔6天内从6个国家用4架专机采购了300万个医用口罩、30万只N95口罩、近30万件防护服、32000幅护目镜。物资捐赠范围覆盖了湖北省全部17个市州。

无论是48小时从马尼拉运来首批物资，还是从日本提前48小时起飞，抗疫的卓尔都展现出了绝对的速度。因为一般来说，“正常国际合约，涉及看样、合同、交期、运输、交割、清关、转运等多个环节，没有个把月搞不下来”。而卓尔的跨境供应链短时间打通了采购、通关、航空等通道。 1月30日，在武汉市江岸区防控指挥部的指导下，武汉市第八医院联合卓尔公益基金会成立了“武汉市第八医院卓尔长江应急医院”。30日、31日两天，持续收治部分发热病人。由卓尔公益基金会支持建设的第二家应急防疫医院也于2月4日在湖北黄冈市挂牌，同时卓尔旗下的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也配合改造成为“方舱医院”。 包括阎志在内，所有高管都奔波在抗疫一线。与各地政府机关、防疫部门等沟通的范晓兰连续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天得接听一千多个电话和微信；与民航总局、外交部等沟通的吴奇凌每天结束工作的时间都是凌晨三四点；而在大年夜里，卓尔智城董事长方黎正带着十多人的志愿者小组在分发物资。 之所以如此，“用阎总（阎志）的诗来说，‘不过是一个武汉伢，对江城的告白罢了’。”一位卓尔人说。